清道光《遵义府志•学校》记：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 年），遵义府所辖“五州、县各于城乡村里择地建社学，考择司教，社置一人或二三人。”“遵人文教，实开于此。”当时的仁怀县设有社学 22 所，每所社学设司教1 人。此后，赤水河中下游陷入长期战乱、灾害与瘟疫，教育发展停滞下来。清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后，湖广滇川的移民来到这里，经济开始复舒。康熙二十四年（1758 年），始于县城设县学——怀阳书院，县内各地私塾开始出现，特别是乾隆年初划定赤水河为川盐入黔的主要口岸——仁岸的主要运道后，沿赤水河中下游一带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各地来此经商、开垦的人，带来新的生产经营理念，也带来先进的文化教育思想，以县城为中心的文化教育事业在各地开始发展。 

雍正十年（1732 年），仁怀县城从留元坝（编者注：“犁辕坝”之讹）迁往亭子坝新城，仁怀县怀阳书院随教谕、训导一并迁走，县城留元坝（编者注：“犁辕坝”之讹）被称作旧城，由遵义府通判驻守。旧城与乾隆三年（1738 年）划归驻仁怀旧城通判管理的仁怀、河西、土城三里的绅耆商贾们，除继续维持城内私塾与三里开办的私塾正常开馆施教外，为使求学文武生童不至因怀阳书院迁新城后学业受到影响，通过驻城通判向遵义府要求派学官前来指教这里的文生武童。乾隆十三年（1748 年），遵义府准仁怀旧城民众之请，拨仁怀县训导分驻旧城，就近督导旧城及三里教育。 

乾隆二十八年（1763 年），双城书院在仁怀旧城开办，但文武生童每到岁科两考，只能从仁怀县学额内酌情拨给2～4 个名额，且无定数。同时，由于仁怀旧城至遵义府城，路途遥远，需步行十一日，到贵阳省城则需十五日。因此，参加科考、岁考往返维艰，花销颇巨，能前往应试者甚少。虽然受学额和不便科考、岁考的制约，赤水河中下游各地教育并未受到很大影响，许多人家仍将自己的孩子送到私塾学习。这些在私塾学习的孩子，虽然没有多少人能去参加科考、岁考，考取功名，但通过在私塾的学习，也为他们今后走向社会奠定了基础，成为赤水社会经济发展有益的人。这种送孩子读书学习的风气一直延续下来。因此，虽然赤水不是名人辈出的的地方，但是，民众的文化普及率一直很高。 

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设仁怀直隶厅时，规定仁怀直隶厅学额数为：文童入学4 名，武童入学2 名。嘉庆十七年（1812 年）又增设武童2 名，此后仁怀直属厅学额固定为文童4 人、武童4 人。嘉庆十九年（1814 年），仁怀厅城又开设养正书院于西街。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又在厅城开办及幼堂，专收养孤贫人家的子女入馆训读，同年，仁怀里的旺隆场附近大庙上又开办了端木义学。咸同时期，由于盐运停滞造成赤水河中下游经济发展受阻，文化教育事业相应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特别是太平军、号军在赤水河流域的活动，直到同治十年（1871 年），土城里的猿猴开办善成义学起，赤水河流域的文化教育事业又开始缓慢发展。光绪十七年（1891 年），仁怀里的复兴场开办了集义寨义学（分下、下两馆）。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仁怀直隶厅厅城开办有双城、养正书院和及幼堂，仁怀里有端木义学、集义义学和复兴场的豫省义馆，土城里的善成义学、培风义学。 

由于仁怀厅城地处赤水河下游，建城时间较早，万历二十八年（1600 年）平播时，仁怀里头目王继先率先投诚，仁怀城得以躲过战火蹂躏，又因是四川进入贵州的第一个重镇，清初赤水河开通后，伴随着盐运兴起，迅速发展成为黔北川南重要商贸集镇，其生活环境、生活条件和饮食文化远优于在盐运中逐渐形成的川盐集散地茅台村，众多盐号、运商将总号设在仁怀厅城或省城贵阳，并把仁怀厅城作为家居首选，在猿猴、茅台设立分号与转运盐仓。因此，当时仁怀厅城“峻宇连云，珍裘耀日”（《仁怀直属厅志》），其繁华富庶为邻近各县之冠。

经济的发展，为文化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从四川迁到这里来的湖广填川移民，对文化教育能改变人生的作用有较深的理解，总是通过开办私塾，捐资办学，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子孙进入私塾、义学读书，希望儿孙金榜题名，其中以仁岸首位盐商张淳为代表。《增修仁怀厅志》记到，张淳“以盐商起家，修学校、治道路、茸桥梁及育婴掩胔诸善举，皆首先乐助”，并“延师教其子读书，奋进志仕”，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赤水河中下游盐商及商人热心文化教育事业，希望子女通过科举致仕，以改变商人阶层长期在政治上被压迫的状况。但更多的读书人终因家境不宽裕，不能参加应试。 

道光二十年（1840 年），同知陈熙晋到任后，每月与厅城生员相聚“集校文艺”，发现内中“堪造就者不乏其人”，而当年为乡试之年，赴省应试者仅 30 余人，不能前往应试者达100 多人，究其原因是厅城离省城太远，“行者有稽时之惧”，而且各项花销颇巨。陈熙晋叹道：“厅多寒士，虽欲上达而拮据。”为此，他倡议厅城富商大贾、绅士共同捐资，建宾兴田，以资助厅籍生员参加乡试、会试，振兴地方教育，并带头捐资，共募集银钱一千余缗，购置田产，每年收租谷 20石，再从云顶寺庙产中每年拨出20 石，交书院统一经管，此后，每逢乡试、会试之年，厅内生员前往应试者，皆可获得资助。 

仁怀直属厅建立以来，实行“以学官代县，凡逢岁考”，应试文童、武童要交纳正试与复试试卷费，文童两试需交钱 1410 文，武童为2830 文；参加府考，不论正试、复试统一交纳72 文钱。同时，每名应试童生还需交报名费120 文。因此，受较高考试费用之累，多有不去应试者。《增修仁怀厅志》记道：“寒畯之士，裹足不前，即有勉强应试者，不过徒考一二场，以备有名录送。至三四等场，率皆抽身，应点者，殊属寥寥。” 

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四月，仁怀厅城士绅谢一梁、罗俊章、段星焕、萧高泌、段星灿、董仕元、范宗文、许廷杰、陈宅安、龚秉权、袁履谦等人共同发起募捐，购置试卷田，以解决贫寒学童无力承担试卷费的困难。仁怀厅同知谭炜赞同士绅们募捐置试卷田之请，并自捐银100 两，厅属三里民众纷纷解囊相助，共募捐到 3510200 文钱，按当时每两兑换铜钱1750文计算，合银 2005.839 两，所购卷田每年可收租谷150担，其山林所产按七分归佃户，三分归公。卷田购置后，制定出章程条规，明确学考文童不论每年参予应试多寡，从考田收入项下拨给“学官书斗卷价”292 千文钱，按学考和院考分两次拨给；学考武童不论参加应试者多少，从卷田项下拨给学官书斗价钱60 千文，分两次拨给；厅考文童交礼房试卷价、印红钱，由卷田项下拨给礼房，不论应试者多少，分两次拨给卷价、印红钱总计300 千文；厅考武童向兵房交纳卷价、印红钱，均由卷田项下拨给兵房，总计84 千文，分两次拨给，并规定学官、礼房、兵房不得再向参加应试的文童、武童收取其他费用。卷田的购置，减轻了厅内学子的负担，让更多的青少年进入私塾、义学接受教育，为赤水的经济、文化的发展积蓄起了更多的能量和后备力量。 

清光绪年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政治入侵和经济掠夺，清政府被迫割地赔款，财政入不敷出，各地文武生员参加科考、岁考等，必须缴纳名目繁多、数目不菲的费用，一些家境不宽的生员，只得采取放弃应试之法。据《增修仁怀厅志》记载，当时仁怀厅生员参加科考、岁考要在遵义府举行，除去路费食宿，每个生员还要交纳学师贽仪、印红、学师规费、廪保贽仪规费、取入文武生谒见学师钱、谒见廪保钱、学书门斗银等费，考完试后，还得交纳学师赴遵义路费、学书门斗钱、报名过府钱、院试正场复场新生复试草榜费、复试送券钱和廪生、增生、附生、武生乡试录由学起文钱等费用，如需补场的生员，还得交补考正场复试钱。一般交纳各项费无定数，文生中家道殷实者，所交各费要七八十金，家道贫寒者，也要交二三十金，武生中家境富裕者，所交各费超过百金，贫穷武生也得交六七十金不等。同时，廪保钱富者要交八九两，贫者要交五六两。《增修仁怀厅志》记道：“如在遵无银付给，立借券与学官廪保，其时不得已，只得允从。迄归家后，无方告贷付还，竟至有廪保请押追者。噫，是求荣反辱也，士子若之。”光绪十二年（1886年），同知刘启瑞为振兴仁怀厅教育，倡导绅耆捐资以助厅籍学子，并捐出自己俸禄，在商家民众中共募集银1568.68 两，购得每年可收60 石租谷的田产。同时，每年从龙居寺、天台山、崇音寺、龙泉寺、阿蔺寺、白云寺、黄连寺、杨家山等寺庙的庙产中提取租谷107 石，大同场的木帮、酒帮、纸帮、灰帮（山碱生产者帮会）每年资助银30 两，云华寺也每年拿出10 千文钱。此后，赴遵义参加科考、岁考生员的红钱贽仪各费，皆由上项费用中开支。 

宾兴田、卷田及红银贽义资助金的设立，既与因盐运兴起后来到赤水河中下游沿岸的各省填川移民对文化教育重视相关，也与盐运带来的经济繁荣分不开，也因其减轻了读书生童的家庭经济负担，更激起人们对文化教育的关心与参予，使赤水河中下游经济与文化得以同步发展。虽然它并没有让这一地区走出硕儒名家，但确让更多家境并不宽裕人家的子弟接受到基本文化教育，使文化教育普及程度高于黔省同时期县一级地区，成为贵州当时经济、文化发展的地区之一。《增修仁怀厅志》记道，从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仁怀厅获得学额（文生入学4 人，武生入学2人），到光绪二十年（1896 年）的120 年里，仁怀直属厅共考取进士1 人，举人14 人，恩贡生22 人，拔贡生11 人，副贡生9 人，岁贡生29 人，优贡生2 人，武举13 人，廪贡生5 人，例贡生18 人，徵辟2 人，总计126 人。但长期“重农抑商”的影响，无法从这些考起的人中读出那些是盐商或商贸家庭出生，《增修仁怀厅志•人物》也仅记以盐运起家的张淳子孙辈致仕为官情况，长子张必琳补博士弟子，以同知发浙江，署绍兴府海防同知，次子张必懋选詹事府主簿。张必琳的长子张大晟候选布政司经历，次子张大昌署云南陆凉州知州，三子张大暐任刑部四川司员外郎；经商致富的罗德刚三子分别考为监生、禀生、副贡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