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进入第二年，仁岸各地人口激增三分之一以上，原有食盐配额已经不能满足供应，一些从事食盐销售的商贩，采取避难就易，或操纵投机，或坐庄转手，致使市场食盐零售价在重重渔利的情况下迅速高抬，在一些偏僻地区，因为道远运输困难，时常出现有钱无市的状况。

当时，贵州川盐入黔四大口岸的承销盐额，主要是根据各岸运存情形而定，如涪岸，每月配额18载，仅负责供应沿河等12县，因绰有余裕，按每人年食12斤供应，仁、綦、永各岸，载额有差，则按每人每日食盐四钱或五钱不等供应，由于各地人口数欠准确，因而销额较大。同时，除传统的川盐销区之外，东部为川盐和淮盐并销区，南部为川盐与粤盐并销区，西部为滇盐自由销售区，都需要拨川盐接济。

为维持全省民食之需，民国28年（1939年）春，抗战爆发后以办理战时销区盐运、配销、核价三大要务成立的贵州省盐务办事处，一面组织抢运粤盐，以稳定独山、榕江等县粤盐销区民食，一面对贵州全省的食盐配额进行调整，通过与贵州省政府协商，重新统一贵州全省配调标准，按照贵州省民政厅最近保甲整编人口统计为基数，规定各县人民配食，以每人日食市秤四钱计算；军队和团体等用盐，按每人每日食市秤三钱计算；工商业腌制等特种用盐，根据实际需要食盐程度或营业状况核实计算。4月，首先对涪岸沿河等12县配额重新核定，随后对仁、綦、永各岸配额一律调整。同时，按照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发的《贵州区盐店管理规则》和《各县战时食盐监销委员会暂行规程》，开展食盐销售商贩登记，取缔少数人渔利。首先由所有盐商需找殷实铺保，根据过去销盐程度，酌定每月销额，指定岸商站点，趸购运销，再分函地方行政机关介绍商人，登记承销，并根据该机关函报人口，核定月额，而以保甲人口为合法标准。规定营业地区，大者为一县，小者为一区或一联保乡场。每一地区登记商额无限制，并以直接零售为原则，进而限制售价。规定零售价细目为买本、实需运杂费用、途折耗斤及每市担纯利四角。承销手续以简捷便商为主，先由盐务机关立给购盐摺，依照月运月销原则，将每月销额分批分购供销。同时，针对各地不同情况，由县政府向盐务管理部门函叙理由，组设食盐零售总店，其余承销一区、一场或一地，登记商贩在二人以上者，悉按其有无铺面，称为零售店或零售摊。部分地方人士不明真相，交相责难，贵州盐务管理处随时作好解释工作，进行宣传，使得管理方法逐步推进。

古盐道

由于东南地区盐场相继沦陷，川盐除供应传统销区外，还需承担湘鄂地区食盐供应，虽然产量增加，但仍产不济销，黔边月额，每月短绌甚巨，文电催运，终以限产毫无效果。民国28年（1939年）3月30日，仁岸盐务运销局针对“抗战期间，黔省内地民众激增，且因淮、粤盐来源稀少，贵州各地所需要盐斤亦多，更加运输迟滞，遂有运不济销之势，亟应予以调整，以期供给适合。”下令各地核实属地人口，以便保证食盐供应。同时，对离四川较近的鳛水（习水原县名）、赤水、猿猴、土城、二郎滩等地区，改传统“计岸侵边”只售巴盐为巴盐与花盐兼售，或只售花盐。民国29年（1940年）6月，仁岸的鳛水、赤水、猿猴、土城、二郎滩等地也按仁岸盐务运销局训令，改富火炭巴盐为花盐出售，并提高给商贩的折耗，每百斤折损定额为3斤，途中折耗1斤。9月，又全部改售“楚花”。但这些措施未能改变各地食盐供应紧张局面。10月17日，仁岸盐务运销局在发给赤水县政府的公函中称：“因受保边计岸盐价增高影响，一般民众争购囤积，以致每日应配盐额供应不敷销。间有民商民购取困难，将成淡食之苦。敝局为杜放抢购，安定民食起见，兹经按川局现核楚改边花价，暂将长沙一、二两区食盐零售价目重行核定，自本年十月十六日起执行。”

10月23日，三单承运新（打鼓新场，即今金沙县城）益（茅台镇曾名益商镇）段食盐15担的驮马队，从茅台“仁岸官盐运销商营业处”盐仓领出食盐，收拾捆绑好后，开始向目的地打鼓新场出发。茅台经鲁班至打鼓新场盐道是仁岸盐道的组成部分，从茅台经梅子坳、盐津河、鲁班场、五马、翻三坡等入岩孔到金沙，全长140华里，一般三天可到。光绪四年（1878年）丁宝桢改革盐政时，对其进行扩修。这段盐道以驮马运输为主，时常保持有脚夫1000余人、驮马530匹，每月运盐四至五次，运量400吨。一般人载50公斤，驮马75公斤。每运盐一包给盐五六斤作运费。脚夫以10～20人为一帮，自由结合成“单”，由“单头”率领，从盐号领出食盐，承运至终点站交付。

民国三十四年的盐运“脚票”

10月24日，一大批人聚在鲁班场附近一个叫洞口的盐道上。洞口距离鲁班场约3公里，因山下有一山洞得名。对面小山包上，有一条仅几户人家的小街，名曰“洞口街”，住着张、袁、李等人家。街上，开有烟馆、榨油房等，是运盐驮马队的必经之地，但不太热闹。 

当运盐驮马队到达时，立即涌上前来，将驮马队团团围住，推开赶马的运盐脚夫，将驮马上的食盐往下卸。“单头”看到人们一上来就卸盐，连忙大声高喊停下来，申明这些奉命赶运的官盐，动了是要犯法的。忙着下盐的人没有理睬“单头”的高声威胁，一面与不准卸盐的脚夫推搡，一面忙着将驮马上的盐卸下来。由于来的人多，二三十个脚夫根本无法阻止，眼看着盐被全部下完，准备搬走。

这时，从远处走来几个人，“单头”一看为首的是鲁班场的联保主任陈蕴周，后面跟着当地一些保甲人员，立即迎上前去，说是“土匪”在抢盐，央求陈蕴周赶快派人去通知区里面派区国民自卫队来抓捕“土匪”。陈蕴周叫“单头”不要慌，说这些人不是“土匪”，都是当地的老百姓，他们不是来抢盐的，是来跟你们买盐的。“单头”不解：这是运往下一站的盐，我们只能够负责运，没有权利卖，你们这样做是犯法的。买盐应该到场上专门的盐店。陈蕴周连忙说：人们这样做也是出于无赖，场上的盐店已经有好几场没有盐巴卖了。几轮场没有买到盐的老百姓已经闹到联保处，我们又没有管得有盐，只好派人叫盐店老板来问，盐店老板说这个月的配额盐已经售完，他已经跑了茅台好多趟了，找到盐务局要求增加配额，盐务局说是贵阳和省里其他地方已经缺盐，所有的盐都要赶运去救急，没有省里的命令，食盐配额是不能增加的。因此，为了不因盐荒而激起民变，不得已出此下策，同意人们来向你们买盐。至于盐价，按照现在的市价，每斤7.8元算给，保证一分不少，让你们能够到盐务局交账。“单头”与运盐脚夫这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陈蕴周立即叫身后的保甲人员，会同“单头”与运盐脚夫，找人拿来秤，将卸下的食盐一一过秤，当场收齐盐款996.72元。

鲁班街道洞口组

当陈蕴周将收齐的盐款交给“单头”时，“单头”不愿接，提出：既然这次事件与鲁班联保处有关，盐款应由联保处交到盐务局，以证明这个事件与运盐的脚夫无关。因为脚夫所承运之盐没有按时交到下一站，无论怎样都很难逃脱私自盗卖官盐的干系，要求陈蕴周及在场的保甲人员要出一个字据，证明不是脚夫将所运食盐出卖，是这些人因买不到食盐而采取的过激行为，将其全部强行买走。在运盐脚夫的强烈要求下，陈蕴周与保甲人员、“单头”、脚夫一道来到鲁班联保处，亲自起草给盐务局的信函，说明强行买途中运输食盐的无奈，恳请增加配额，以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信函由“单头”与脚夫带回茅台，交给茅台盐务运销局。随后，陈蕴周又将盐款，亲自转交给茅台运销分局。

事情发生后，茅台盐务运销局一面将事件经过呈报省盐务办事处，一面函请仁怀县政府对事件进行调查，要求对相关涉事带头人员处理问罪。时任仁怀县县长的湖南人严道生。因此事件于12月离任。同月7日，贵州省政府向全省各县发布训令，要求各地要维护食盐的运道通畅，不得再发生私自截留，配额不足应通过县政府商请调整。同月，贵州省政府下令各地按照保甲对人口进行统计，并强调必须要统计准确，以便调整食盐配额。同时，明确新的配额核准之前，仍“暂照函标准酌情核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