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七品芝麻官这句口头禅，流传了几百年，可见，红薯这玩艺儿，在中国的确有点儿历史了。据说，红薯这种地表开花地下结实的食物，是可以到处栽种的粗杂粮，全国许多地方都有种。而我所到过的省份，如河南、陕西、四川、贵州、广东，都见种它。于是它便有了红薯、甘薯、地瓜、红苕……的称呼。如今现代人的生活五彩缤纷，红薯早已远离现代人的餐桌，但是红薯这个一代人的美食，在我们老家乡下依然是随处可见的。于是关于碗中岁月红薯香就有了更多温馨的回忆。

记忆中吃红薯总是与饥饿有关。那时，家中五口人，一年才分四百斤稻谷，姐弟三个常常饿绿了眼睛。红薯没长大的时候，把红薯尖掐下来，炒了当菜吃。红薯稍稍长得指头大，我和二弟便急不可耐地用树枝掏起来吃过。生红薯秧的种红薯，是不能吃的，也被我和二弟弄来，躲着大人偷偷地吃。还说泡酥酥的好可吃。却把我们吃倒了，口吐白沫，差点儿丢了小命。长大后才知道那叫食物中毒。终于等到挖红薯了，屋里的红薯一堆几百斤，乐得哥儿三个成天坐在地上啃。生红薯吃了肚子痛，因为我们没洗干净，肚中生了蛔虫，好在父亲及时为我们买来了“宝塔糖”打蛔虫，有了“宝塔糖”，我们就再也不怕蛔虫了。不过“宝塔糖”是甜的，所以我们啃生红薯啃得越来越甜。我们家里从来都没钱买水果糖给我们吃。四五岁时，有一天夜里饿醒了，饥肠辘辘，我饿得眼皮都闭不上了，想哭也哭不出来。幸好父亲也醒了，知道我是饿了，叫我去灶屋，看看有没有吃的。谢天谢地，盆子里还剩两根小小的冷红薯。我赶紧吞下，然后熬到了天亮。还有一天下午，我从午睡中醒来，饿了，爬到灶台上，去拿吊在灶上的篮子中的红薯。只浅浅的一篮底红薯块，母亲晚上做饭用的。我忍了又忍，一块没拿，又睡。便昏迷了。家里人回来后，用米汤灌，我总算清醒了过来。

霜降之后，红薯上了糖，挖出新鲜红薯，在锅里用干净的井水煮。水干后，锅底是一层黄红的糖锅巴，引得兄弟三个抢锅铲。轻轻地剥开菲薄的红薯皮，蛋黄般晶莹的薯肉就暴露在眼前，瓢子的纹络清晰可辨。一口下去，烫得“嗬嗬”直嘘，舌头儿在口中打转转。薯肉裂纹中沁出的汁液流到了手指上，淌到了巴掌里。于是又顺便用嘴把手指手掌“洗”一遍。坡上的红薯都挖回来后，家中有了上千斤红薯。于是父亲便挑出那些挖断的破皮的红薯(这些红薯放几天就会烂），洗好，用桶装了，挑到大队打米房，用机器磨成浆。红薯浆用布过滤了，渣喂猪，沉淀下来的淀粉，白白的一层，在瓦缸底。把红薯粉下在锅里用水煮散。煮开后，白的红薯粉煮成了一锅亮晶晶的糊状物。于是停火，就在锅中将它划成块。凉了后，再出来。另烧一锅油汤，将红薯粉块放进去，加点酸盐水，放点辣椒面，吃起来又酸又辣又滑又热乎。

但吃红薯粉太费红薯，一百斤红薯顶多只能打出十几斤粉来。一般只吃两顿红薯粉打打牙祭，其余的粉晒干，放起来，过年用来做哈米和河结。平时吃红薯，稀饭是煮，干饭是蒸，不放盐的。蒸的红薯多了，吃不完，母亲们便把红薯用刀切成一片一片的，摊在篮盘里晒干。过年时，把晒干的红薯片儿用铁锅沙炒得脆崩崩泡酥酥的，吃起来又香又甜。这时，红薯片儿便用上了一个专用名词“薯片子”。红薯不好消化，吃多了气鼓气胀。我最怕吃红薯饭，吃多了嘴里发苦胃里作翻，便格外盼望只吃净米饭的日子，过年的日子，早点到来。最爱吃的是煨红薯。几个细伢子，躲在竹林里，拢一堆柴，点火，选红瓢的优良红薯埋在火堆里，一边找柴一边看火。跑累了，红薯也煨得差不多了。用棍子扒开火堆，煨得干焦焦的红薯在左右手之间来回倒，香味儿溢出了竹林，引得另外的细伢子也循着香味儿跑来了。于是，兜着红薯就跑，也不怕刚从火堆扒出的红薯把肚皮烫了。

后来长大了，我踏上了遥远的他乡大都市，红薯这个带着乡土气息的儿时美食也就离我渐行渐远了。直到有一天我回到老家县城，漫步在县城繁华的街道上，突然听到“卖烤红薯啰，又香又甜又大的烤红薯，两块钱一个，快来买哦！”循声望去，只见一个卖烤红薯的小贩正在大声咳吆喝，我忍不住嘴馋的，大步赶了过去，急不可待地掏出两块钱叫小贩赶紧给我来了一个，从小贩手中接过滚烫烫的烤红薯，剥掉一层烤得焦黄焦黄的红薯皮，我忍不住咬了一口，一股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我仿佛又回到了那红薯飘香的乡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