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说芦竹山，我以为山上遍生芦苇般的芦竹——那种高大如苇、秆圆中空的草本植物。仁怀最高峰，海拔1648米，名字里带着“竹”字，想来应是满山翠竹，风过如涛。

去年初春第一次登山，行至半山腰，同事蹲在一丛竹子前拍照，回头问我：“你查一下，这是不是芦竹？”我掏出手机查阅，屏幕上跳出两个字：方竹。我站起身，望着云雾缭绕的山顶，心里埋下一粒疑问的种子：为什么叫芦竹山，长的却是方竹？这座仁怀最高的山，除了这奇特的竹子，还藏着些什么？

芦竹山

那次登山，我带着这个疑问继续向上，却在山顶意外发现了更深的谜团——残砖碎瓦，依稀可辨的营盘遗址，还有一块记录着一位老书记事迹的纪念牌。那些遗迹像磁石般吸引着我，让我下山后忍不住翻出《仁怀县志》《仁怀建县九百周年纪念文集》，一页页地查找。

一年后，今年春天，我第二次登上芦竹山。带着查到的资料，带着对方竹的记忆，也带着对这座山全部的好奇。当我再次站在山顶，风吹过林梢，脚下的方竹轻轻摇曳。那些沉睡的文字，与眼前的山峰、脚下的遗迹逐渐重叠。我终于明白，芦竹山不只是仁怀地理上的最高点，更是这片土地上几代人命运的见证者。

芦竹山还流传着一个老故事。明末清初，吴三桂剿水西时，这里曾是古战场。清兵杀至后山，苗族村民抬来千斤巨木横拦关口，又放置大碗口粗的打杵和一双三尺长的草鞋。清兵见后疑心遇上了巨人，悄然退去，苗民不战而胜。据说，这便是“木栏关”的由来。

方竹

这个传说真假难辨，但“八百花苗把后山”的民谣确实流传至今。站在山顶，我忍不住想象：几百年前，或许就有先民站在这山巅，眺望着远方的烽烟。

芦竹山最确凿的历史，刻在清同治年间的硝烟里。清咸丰五年（1855年）至同治七年（1868年），贵州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各族人民起义，史称“咸同起义”。以汉族农民为主体的号军，用红、白、黄、青四种颜色为旗帜和头巾，分为红号、白号、黄号、青号四支义军。他们在黔东、黔北、黔西与清军周旋十余年，攻占过全省约百分之八十的府、厅、州、县，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

仁怀县是黔北入四川的门户，战略地位重要，成为号军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从同治二年（1863年）二月至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号军在仁怀坚持斗争整整四年。四年间，仁怀号军不仅在县境内作战，还远攻四川，略赤水，袭黔西，占遵义，牵制了清军对号军主要根据地的围剿。在号军的打击下，仁怀地方政权四年中换了五任知县，其中一任被杀，一任战死，两任因防剿不力被撤职。

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青号首领谭继虞、石洪明等率部经温水、桑木垭进入仁怀境内，与一直坚持战斗的白号军会合，于六月初八日合力攻打仁怀县城。

当时的县城守军内部矛盾重重：桐梓知县刘汝佑率团练到仁怀助防，却与仁怀知县马钧不和；马钧、刘汝佑又与把总艾定国意见不一，各守一门，互相推诿。更为关键的是，城中居民多同情、拥护号军，不愿协助官兵防守。六月初七日，仁怀团首安邦云率团练百余人至县城参加城防——此人实则早已暗通号军，约为内应。

山顶上营盘的残垣断壁

初八日凌晨，号军先遣队仅数十人攻城。得安邦云暗助，一举攻入西门，顿时喊声震地，火光冲天，全城大乱。刘汝佑率先开南门出逃，艾定国、潘腾芳与守城兵练也在北门争相夺路逃命。马钧未及逃脱，被号军捕杀。待清军逃出数里后，方知攻城号军仅数十人，懊悔不已。艾定国逃至马桑坎，被号军追上擒杀。拂晓，号军大队入城，开仓放粮，安抚百姓，各安其业。

这一战，以数十人的先遣队攻破县城，堪称军事史上的奇迹，更折射出民心所向。

攻占县城后，号军向各要隘展开争夺，欲以县城为中心建立根据地。但清军不甘失败，九月十日，遵义、仁怀两县团练数千人反攻，县城号军因寡不敌众被迫退走鲁班场、吴马口及芦竹山一带。

此后一年多，县城在号军与清军之间反复易手。芦竹山因其险要地势，成为号军的重要据点。同治三年六月攻占县城后，太平军傅王部与黄号军焦老五部便已“据驻”芦竹山一带。同治五年三月，白号军石洪明阵亡后，余部“分走黔西、仁怀芦竹山，与黄号军汇合”。同年九月，县城失守后，青号军首领谭继虞“率部入芦竹山焦老五大营”。芦竹山逐渐成为各路号军的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和最后的避难所。

同治五年（1866年），云南巡抚刘岳昭奉旨率湘军入黔，坐镇温水指挥，提出“先肃清仁怀，后路无虑，乃能前进”的战略方针。九月初，清军记名提督谢景春、总兵宋华美等率部攻破马滚坡、簸箕坝、大小屯、羊窝等号军营垒。至十月间，仁怀境内“除芦竹山及其周围地区以外，号军营垒俱失”。芦竹山成为号军在仁怀的唯一孤岛。

焦老五占据此山后，曾将山名改为“天台山”。山顶的营盘遗址，就是当年号军的最后阵地。传言，营盘上的石块重达几百公斤，是士兵用人力和滑板从山脚运上峰顶的。我站在这石垒之上，我仿佛能听见当年的呐喊。

十月二十八日，清军先攻破芦竹山大营的子营。二十九日，攻破前哨石垒。三十日，清军在山下遍插旌旗设疑兵数十处，派队踩小路切断芦竹山大营的铁水渠道。这是釜底抽薪之计——断水，意味着困守山顶的号军已无退路。

入夜后，清军分兵四路埋伏，挑选数百精兵携带枪炮攀岩偷袭，潜伏于号军大营前沿。纵火队埋伏于四周山林，又从各营集中数百鼓手组成擂鼓队。二更时分，前沿清兵枪炮齐鸣，纵火队四面放火，擂鼓队高举火炬擂鼓助威，伏兵四起冲杀。一时间，火光冲天，鼓声震地，杀声遍野。

号军凭险抵抗，滚木擂石俱下，毙伤清兵无数。但在清军数万人马“蚁附而上”的绝对优势兵力面前，在水源断绝的绝境之中，防线终于崩溃。

此战，号军元帅潘有明等五十余名头领阵亡；一千三百余名号军或坠岩落涧，或被清军杀毙。焦老五率余部突围出走大定（今大方县）。谭继虞、蒋廷彪、周辅臣等人则在山下继续坚持，同年十二月被清军追剿，“斩首就义”。

清军占领芦竹山后，刘岳昭将“芦竹山周围数十里划为‘匪区’，严令普剿，以绝根株”。后山少数民族被重点清剿，“见人便杀，白云山一带几绝人烟，尸横遍野无人收埋”。那场浩劫之后，芦竹山想必是荒山秃岭，满目疮痍，人烟断绝。

一百六十年后，我走在芦竹山中，听见风吹过树林，沙沙作响。那些残砖碎瓦，便是这场惨烈战争的无声见证。

此外还有一个流传已久的说法：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路过仁怀时，其断后部队（一说由“傅王”率领）曾在芦竹山上建立根据地。

哨站遗址

我在查阅资料时还发现，芦竹山在苗族文化中有着特殊的地位。2020年，后山乡被授予“西苗故里”称号。芦竹山与山脚下的木兰关、摇钱树，被全球西部方言苗族迁徙歌中认定为重要地标，成为海内外苗族同胞寻根问祖的重要目的地。清代《遵义府志》中记载的“笙韵苗寨”，据说就在白云山、大石板一带。那时的苗民，“芦笙响、脚板痒”，每日笙歌漫舞。

登上芦竹山顶，极目远眺，“万峰下伏，千里河山尽收眼底”。我想，对那些远走他乡的苗族人来说，这座山或许就是故乡的坐标，是精神上的“祖山”。

如果说同治年间的芦竹山，是硝烟弥漫的战场；那么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芦竹山，是荒山披绿、人烟重聚。

在山林中的立牌上，我读到了一个名字：康发权。这位苗族的基层干部，生于1934年，1999年去世。资料上说，他曾在20世纪60年代，为了完成母家坡的造林任务，收拾行囊离开家人，从此吃住都在山上。

海拔1600多米的后山，冬季严寒。每年冬天，乡里人上山，总能看到康书记长长的胡子被冰雪裹成了“冰竹子”。没有机器，他就带头手持钢钎铁锤掘土，手上的老茧破了又长，长了又破。苦战三个寒冬，硬是在母家坡种下了三千多亩林子。

我在山上的林场旧址前驻足。那些树早已成林，蓊蓊郁郁，在山风中摇曳。六十年前，这里曾是一片荒山；六十年后，后人乘凉于树下。

残存的寨墙

康发权做的事不止于此。他带着群众修青菜河水利工程、高坡水库，建鱼箐电站和雷塘电站，还修通了后山通往各村、通往金沙和仁怀的公路。当时的村民喊着一个口号：“芦竹山脚下的水全通干、洋马踩沟的水往上翻，九条铁牛跑后山，誓把后山变粮川。”

1964年，他作为代表参加了全国第四次少数民族代表表彰大会和国庆十五周年观礼团，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回来后，他干得更拼了。

1999年7月，康发权病逝。后山乡的群众请求乡党委特批，从他生前带领营造的母家坡林场砍一棵杉木为他作棺木。这个细节让我久久沉默——他亲手种下的树，最后以最朴素的方式送别了他。

去年第一次登芦竹山，我只看到了风景——云海、雪峰、林场、遗迹。

今年第二次登芦竹山，我看到的是历史——号军的血、康书记的汗、苗族同胞的乡愁。

山顶的风还是那个风。

同治五年十月三十日的夜里，它吹过号军最后的阵地，吹过一千三百余人的呐喊与鲜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寒冬里，它吹过康书记冻成冰柱的胡须，吹过他手上的老茧和钢钎。今天，它吹过我，吹过这片已成林的母家坡，吹过山下苗寨的芦笙。

风是一样的风，山是一样的山。只是走在风里的人，一茬接一茬。

下山的时候听见风从耳边过，我听不出那是号角，还是树木摇曳声。或许，这本就是一回事。

分享更多

赞

4